后来，张瑞终于想明白了。
归根结底，满清就是没有把中国当做是自己的国家来经营。
虽然满人是已经入主了中原，但是他们心里也没有底。毕竟想要以少数的满人来压住庞大的汉人几乎不大可能，而且它们的前面可是还有一个蒙元存在，可谓是前车之鉴。
所以，他们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百姓自然是敲骨吸髓的剥削，怎么可能会去费心费力的建设呢？
事实上，后面的那位老佛爷也是看明白了这点，所以才敢无耻的道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的话来。
不过，满清虽然建设国家不行，但是对于百姓的控制却是把天赋发挥到极点了。
而这控制主要来自于生活经济上。
当时的普通农民短工（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临时工）每天的工资大约是十文钱左右。
乾隆二十一年时，河南唐河县的吕魁元给当地郑天禄家做长工，工钱为一年两千五百文，平均一个月赚两百文钱。乾隆时一两银子合一千文铜钱，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农民短工一年只能赚到不到三两银子。而给地主拉长工的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相对高一些，大约能赚到四两银子。1
拥有土地的普通自耕农（贫农），一年务农收入约二十两到二十五两银子；普通佃农（以租种土地为生的农民），一年务农收入约八到九两银子。
但是，一个普通百姓一年的基本开销最少需要五两银子，如果家里有四口人一年最少也得花费二十两银子的意思。
一个中农家庭拥有的土地相当多一些，他们一年大概能收入三十五两银子左右。但是一个中农家庭每年的最低开销却要三十八两银子左右。
也就是说，他们辛苦种地一整年到时候还要负债三两银子左右，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而他们这种情况还要维持在没有天灾人祸的岁月里，如果发生灾荒，很多农民家庭都会破产，卖儿鬻女，吃树皮，挖观音土。2
看似简单的三两银子，却足以让底下的百姓奔波劳命，为基本的生活操劳致死。自然也就让他们没有精力去反抗满清的统治。
不可否认，满清在奴化百姓方面确实很有一手，但是它得出来的举国都只是一些孱弱自私冷漠麻木不仁的奴隶罢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缺乏自尊心，缺乏创造力，那还能如何发展？
所谓衣食饱而知荣辱。
所以想要改变那些被满清奴化的百姓，就得让他们吃饱穿暖，有地方住，给他们自由，给他们荣誉。
而这些最基本的，就是得让他们有钱。让他们能赚到钱，也能存得到钱。
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只有用实际行动去让他们感觉得到，你是真心为他们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能住宽敞的房子，能言自由之言论。他们才会真心接纳你，拥戴你，维护你。
而实质上，剿匪军占领的区域，种田的农民除了农业税以外，便已经不需要再交其他的税收了。
至于那些不知名目的苛捐杂税，剿匪军也一律不许收。谁要敢乱收，百姓便可到当地的检察院去举报。到时候自然会有官员下来处理。
甚至连数千年以来都没有改变的徭役，张瑞也一并废除了。如今军队输粮的大都是辅兵，至于民夫，也都是出钱粮聘请而来。
也正是这样，被剿匪军所占领的百姓感到幸福来的就是如此突然，无不拥护着剿匪军到来。同时，对于剿匪军所开展的工作更是无条件的支持着。
那些受益的百姓们无不大呼着，这天下必须得由汉王来主。也只有汉王做了皇帝才会把天下的汉人当做子民，而不是像满清那样，只会把汉人当做可以剥削的奴隶。
甚至，在剿匪军所占领的区域内，有人敢私底下说张瑞的坏话被人听见，立马就会受到他人自发性的群起而攻之。
百姓是什么想法，张瑞不知道。
张瑞之所以下令，家庭年收入不止五十两者，不需要上税，是因为他觉得他不想丢人。
因为同一时期的英国，一个普通农户除开必要的花销外，每年应该可以剩于二三十两的意思。而如果自己治下的勤劳百姓，在除开基本的生活所需后，一分银子都没有剩下，那岂不是说明自己太过失败了？
当然这不仅仅只是斗气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张瑞希望能改变百姓被剥削的分毫不剩的命运。
也正是这样，张瑞所占领的区域，经常有人调侃道：你连税都交不上，你还谈什么你家有钱？
甚至有人嫁女，首先要看他家能不能拿出政府开给他家人税收票。
虽然剿匪军占领的区域不久，但是百姓却在不知不觉中不断的改变着的。
在此之前他们对未来更多的是茫然和无奈，而如今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越来越期待了起来。
而百姓中也有人这样问道，如果剿匪军被清军打败了怎么办？我们还回得去到那满清的统治下生活吗？
对此，有人是这样回答的：只要有汉王在，剿匪军就不会败。谁要敢跟汉王对着干，我又敢拿命去干他。只要剿匪军需要我，我随时准备好扛刀抬枪上战场去。
虽然不知道这人说的话是不是真心实意。但也从侧面反应了，被剿匪军占领过的区域，百姓尝过做人的滋味，便很难再适应做回奴隶。
“汉王，怎么了吗？”看着突然间沉默不语的张瑞，陈得运以为是自己的话语刺激了他，不由得担心的问道。
虽然张瑞做事很多时候让人不理解，但是在陈得运心目中，汉王对他们这帮老弟兄是真心的不错。也正是这样，陈得运对于张瑞是发自内心的尊敬着。
注1：来自于《中国通史》的记录。
2：资料来自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