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马不停蹄，来到了柏林。

　　关于中子的那个预言，科学界已经有了最初的成果。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柏林大学的博特团队（博特1954年获得了诺奖，但不是因为中子）。

　　从1928年到1930年的几年之间，博特和他的学生用放射性钋放出的a粒子轰击铍核，发现有很强的贯穿辐射，这种辐射的贯穿能力比已知γ射线大好多倍，穿过两厘米厚的铅板，速度才减弱一半。

　　1930年，两人公开了这个结果。

　　恰好王淦昌今年考取了官费留学，来到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

　　迈特纳与博特并不属于同一个实验室。

　　王淦昌的物理直觉相当强，他看到博特的结果后，立马就觉得铍射线肯定不是γ射线，因为γ射线穿透力再强，也不可能穿透几厘米厚的铅板。

　　最主要是他发现了博特实验的漏洞：博特团队使用的检测器是盖革计数器。

　　王淦昌估计，如果使用云室来检测，就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个射线的性质。

　　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可惜历史上，在王淦昌向导师迈特纳提出想用云室作为检测器研究铍射线时，迈特纳拒绝了，而且是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

　　此后的两年，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很接近中子的发现，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种射线是电磁波。

　　就在小居里夫妇公布研究成果的一个月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用云室重复了当年博特的实验，从而发现了中子。

　　在知道这件事后，迈特纳很遗憾地对王淦昌说：“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

　　王淦昌为此抱憾终身。

　　李谕当然不会让这件事重演。

　　这不仅仅是王淦昌的个人荣誉，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激励作用也极大。

　　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

　　李谕见到了王淦昌，闲聊几句，提到博特的实验后，王淦昌果然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只需要稍作改进，用不了几个月，就会有大发现。可惜实验室我用不了，没有导师给予的权限。”

　　李谕试探道：“你很有把握？”

　　“不敢说，”王淦昌说，“但大差不差，起码能据此写一篇博士毕业的论文。”

　　李谕笑道：“你才刚博士第一年。”

　　“我来了这里才知道，年纪轻轻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王淦昌谦虚了一下。

　　也确实，“00后”那三位现在都成大佬了：海森堡狄拉克泡利。

　　李谕摸了摸下巴：“不如申请回国半年，我可以提供全套的实验器材，说不定能够得到成果。”

　　“回国？”王淦昌讶道。

　　李谕说：“如果你有成熟的想法就没问题，大同大学的实验室条件一点都不差。”

　　王淦昌说：“不知道导师会不会同意。”

　　“无妨，”李谕帮他打消疑虑，“只是半年，而且博士阶段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到时候载誉而归，不仅博士能毕业，还能继续做做研究和学习。”

　　“但柏林大学这边……”王淦昌毕竟年轻，不敢得罪那些大佬。

　　李谕笑道：“有我哪，他们不敢不卖我面子。”

　　这句话太霸气了，王淦昌自然知道李谕在科学领域什么地位，有他撑腰，柏林大学绝对不敢说啥。

　　王淦昌说：“那么我去给导师请个假，把这周的几个任务做完，就可以动身。”

　　“不着急。”李谕说。

　　现在他们不缺时间。

　　王淦昌处理自己的琐事时，李谕在柏林大学又见到了爱因斯坦。

　　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和平主义者聚会，与罗曼·罗兰一起回到了柏林。

　　“爱因斯坦先生，罗曼·罗兰先生。”李谕打了声招呼。

　　爱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烟斗：“可惜这场和平聚会没有院士先生。”

　　“什么议题？”李谕随口问。

　　“别提了，”爱因斯坦无语道，“我就不该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罗曼·罗兰接了一句：“是一场关于限制战争中毒气使用的和平会议。”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制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是游戏，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

　　罗曼·罗兰也是个反战者，问道：“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因为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罗曼·罗兰又问：“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争，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你怎么办？”

　　爱因斯坦说：“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不论我对特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

　　罗曼·罗兰笑道：“果然，爱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学领域，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在目前的德国，裁军简直是痴心妄想，或许在某些政客眼中，会认为你的说法非常幼稚。”

　　爱因斯坦说：“暴力只会催生暴力。”

　　罗曼·罗兰问李谕：“院士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和平组织吗？”

　　“抱歉，”李谕说，“我无法加入。”

　　“为什么？”罗曼·罗兰问。

　　李谕说：“因为这个世界有疯子。”

　　爱因斯坦说：“疯子不可能在大国成为领导者。”

　　李谕摊摊手：“那可说不准。”

　　爱因斯坦对和平的坚持一以贯之，虽然除了罗曼·罗兰外，还有其他学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评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些“幼稚”，但爱因斯坦的很多话还是挺有预见性的。

　　比如1929年，他曾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平合约，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话放到一百年后都相当令人深思。

　　爱因斯坦这么热衷和平事业，自然和目前德国的局势有关。

　　小胡子蠢蠢欲动，经济危机让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而且宣扬要为德国报一战的大仇。

　　早在他上台之前，德国社会就知道此人将来一定会扩军备战。

　　不过这些就不是李谕所能左右的了。

　　告别他们两人，李谕出席了一场小范围的量子讲座，组织者是泡利，这次的内容李谕非常熟：赵忠尧的正电子论文。

　　正电子的发现在科学界影响很大，各地的大学研究所都在对其进行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粒子。

　　泡利讲完后，单独和李谕聊了聊。

　　“院士先生，其实我也做了一件理论物理学家不应该做的事情。”泡利有些无奈地说。

　　“什么事情？”李谕问。

　　泡利说：“我提出了一个人类在实验上永远也检测不到的东西。”

　　“你说的是中……哦，布莱克特实验中丢失的那部分能量？”李谕问。

　　“是的，我一开始的确想叫做中子，”泡利说，“但这个词语被您占用了。”

　　两人说的是1914年时查德威克发现的一个奇怪实验现象：一个元素的原子核发生衰变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个新元素的原子核然后加上β粒子（其实就是β射线），但是查德威克测量发现，前后的能量不守恒了。

　　也就是说，原本的原子核a，在衰变成原子核b+β粒子后，前后的能量不相等。再简单点说，他觉得β粒子的能量少了一点。

　　即所谓的“能量失窃案”。

　　泡利继续说：“今年年初，我去哥本哈根，玻尔教授对此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微观粒子只有统计上的能量守恒，单个的粒子或许可以不守恒。但这个说法太荒谬了。”

　　李谕笑道：“你绝对当面就反驳了。”

　　“这是肯定的！”泡利说，“总不能为了一个实验现象，就抛弃能量守恒！所以，我个人猜测，在β辐射中，还有一种人类探测不到的中性粒子，它非常微小，刚好弥补这部分缺失的能量。”

　　“确实够小，”李谕说，“按照质能方程，这个粒子的质量比电子还要小上百万倍。”

　　泡利说：“所以这个粒子或许永远都无法检测到，而一个永远无法检测到的东西，从一个科学家口中说出来就显得太不专业了。”

　　李谕认同泡利的观点：“不带电，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又这么小，探测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不过现在没办法，不见得以后也没办法。”

　　其实第一个提出可靠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就是马上要同李谕回国的王淦昌，他在1941年给出了办法，但那时候他身在战乱的国内，无法亲自做实验。

　　李谕又问道：“既然不能叫中子，你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小中子。但我没有在公开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泡利说，紧接着解释了一句，“本来我还嘲笑狄拉克预言反电子，没想到真成了。”

　　看来就算“怼神”泡利，也不敢轻易预言新粒子。

　　李谕笑道：“小中子？太难听了，不如叫中微子。而且既然狄拉克成了，中微子也说不准，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进行预测。”

　　“随便吧，”泡利说，“反正也找不到，而且现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

　　就在泡大神说这句话后没几年，费米就提出了β衰变理论……

　　但即便这样，此后很多年还是有很多人反对中微子假说，包括狄拉克。

　　两人真是互相嘲讽，相爱相杀了：泡利反对狄拉克的正电子预言；狄拉克反对泡利的中微子预言。

　　至于中微子，要到1956年才被发现，而且还发现了三种。

　　中微子这东西虽然很难检测，但它却是宇宙中第二多的粒子，数量仅次于光子，每秒钟大概有上万亿个中微子从我们的身体穿过，其中最多的是来自太阳。

　　这次李谕是与王淦昌一同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回的国，速度快了不少。

　　抵达上海大同大学后，马不停蹄就开始了实验。论设备，李谕一点都不缺。

　　虽然李谕本人不太擅长实验，但只要有了设备和资金，王淦昌自己就可以搞定。

　　李谕要做的只是给他提个醒就够：“或许你要寻找的，就是我当年预言的中子。”

　　有了这个明确的方向，大秘宝就跑不了！

　　王淦昌埋头实验之时，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在进行研究。

　　只不过上面说了，小居里夫妇和博特一样，方向错了，他们认为这种新辐射是电磁波。

　　小居里夫妇让射线先经过石蜡，为其减速，然后再通过盖革计数器。

　　按照实验预想，铍射线通过石蜡，会被吸收一部分能量，速度就慢下来了。

　　但结果很意外：射线不仅没减速，反而变得更快了！而且检测器的结果显示这束射线居然是质子！

　　小居里夫妇认为，一束电磁波通过石蜡变成了粒子，肯定是碰撞。也就是这束铍射线打到石蜡上被吸收了，然后把质子打了出来。

　　于是两人沿着这个方向彻底走入了死胡同。

　　其实吧，后世的人们很容易看出来：铍射线肯定不是电磁波，因为电磁波的静质量为0。就算有动质量，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能量把质子打出来。

　　光电效应能用光把电子打出来，是因为电子本身很轻，而且在原子外层，很多本来就不稳定。

　　但是想把原子核里的质子打出来，电磁波肯定不可能做到。

　　当然了，不能说小居里夫妇水平不够，他们只是不能像李谕一样站在上帝视角。

　　科学嘛，肯定是要一点点排除一点点验证，总有人要做出前期工作，才能让后人站在肩膀上获得成功。

　　王淦昌的实验只做了不到四个月，就发现了中子，顺便计算出了它的质量。

　　激动之下，他赶紧写好了一篇实验论文，并且在最后宣布道：

　　“李谕先生多年之前预测的中子被发现了！”

　　既然是李谕放出去的豪言，肯定要让自己人找到。

　　李谕当然为他高兴，同时感叹道：“粒子物理的又一把钥匙终于出现了。”

　　“您指的是放射性？”王淦昌说。

　　李谕说：“它以后能干的事可太多了。”

　　王淦昌依旧很敏锐：“用它轰击其他原子核？”

　　李谕笑道：“你的想法很大胆。”

　　自从中子被发现，各地的科学家都开始用中子轰击原子，这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1934年，费米团队还有约里奥·居里夫妇首次用中子轰击了铀；

　　1938年，奥托·哈恩发现，用中子去轰击铀235，出现了核裂变！莉泽·迈特纳随即发论文给出了理论解释。

　　而在迈特纳写好论文的两天后，德国当局就派人找到了哈恩，开始研究原子弹项目。他们还找来了海森堡以及劳厄盖革博特，称作铀俱乐部。

　　费米则又认识到想要实现链式反应，必须用慢中子，并发现富含氢的物质如重水，可以让中子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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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王淦昌就是两弹一星的功勋。

　　帮王淦昌的文章签好字，李谕先在国内的《科学杂志》发表，随后邮寄给了美国的《sce》，确保尽快见诸报端。

　　很快，雪花一般的祝贺信从各地寄了过来。

　　李谕翻开一封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信，笑道：“卢瑟福先生说，他们从多年前就开始寻找这个中性粒子，但一直也走在了错误的路线上。

　　“还有这一封，柏林大学的博特教授称赞你的科学直觉……

　　“依靠这个成果，你百分百要和赵忠尧先后获得诺贝尔奖了。”

　　“简直如梦一样！”王淦昌还很年轻，大名突然到来多少有些震惊，但还是谦虚道，“如果没有院士先生给的方向和资源，恐怕我连进入错误方向的机会都没有。”

　　李谕想起迈特纳说的话，正好用上：“咱们的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