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和李四光在北京的地质学会组织了一场关于地震等级的演讲，主讲人是李四光。

　　对此，不少国外地质学家破天荒跑来中国参加，其中还包括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

　　大家都很想知道地震的成因，不过显然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会场中，李谕见到了两个英国人，马洛里和欧文。

　　“精彩的结论。”马洛里称赞道。

　　李谕说：“将来李四光先生还会在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演讲。”

　　“非常期待！”马洛里说，“等我从珠峰返回英国时，不知道可不可以赶上。”

　　“你们要攀登珠峰？”李谕讶道。

　　马洛里说：“对，这是我们第三次尝试。”

　　李谕想起来了，眼前的马洛里，就是20年代著名的两个珠峰探险家。

　　马洛里几个月前途经美国时，还说了一句登山界的至理名言。

　　当时记者问他：“whydidyouwanttoclibmounteverest？（为什么你要攀登珠峰）”

　　马洛里给出了那个传奇性的答案：“becaeit'sthere.（因为它就在那里）”

　　李谕说：“你们现在中国，莫非要从中国境内的北坡攀登？”

　　马洛里点头说：“我们自然想爬相对简单的南坡，但它在尼泊尔境内，尼泊尔不知为何拒绝了任何攀登申请，我们只能选择北坡。”

　　“等明年不就好了？”李谕说。

　　马洛里摇了摇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登顶世界第三极的机会，我没时间了。”

　　所谓地球三极，就是南极北极和珠峰。

　　南极和北极已经相继被人类踏足，只剩下地理最高峰珠峰。

　　李谕说：“虽然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不过以当下的条件，珠峰遥不可攀。因为从地理的角度看，高海拔的低压缺氧高寒每一条都足以致命，而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供氧设备御寒衣物。”

　　李谕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客观因素，羽绒服还没发明，御寒真的很困难；最关键的是，供氧设备难以维持那么久。

　　在1920年代，攀登珠峰绝对比去南极困难得多。

　　马洛里却已经铁了心：“珠穆在藏语中是女神的意思，这个女神在我心中魂牵梦绕太多年，不再尝试一次，我会后悔一辈子。而且登上第三极，将可以再次向世界证明人类的伟大。”

　　“其实……有时候没必要被声名所累。”李谕还想劝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马洛里说，“但这至少是我的毕生梦想。”

　　李谕只能祝福一句：“保重！”

　　马洛里今年的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他的遗体后来被发现，但无法运下去，永远留在了珠峰上。

　　人们检查他的遗物时，发现少了他随身携带的妻子的照片。马洛里曾经说过，如果他攀上珠峰，就把妻子的照片放在那里。

　　可惜的是，另一个队员欧文的尸体没有找到，而他带着照相设备。

　　此后的几天，李四光继续精进了理论模型，并且亲自改良了一台美国产地震仪后，准备前往北大继续进行演讲。

　　李谕自然随同。

　　而就在这时候，从国外传回消息，汤飞凡与加拿大的班廷麦克劳德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然又是一次举国同庆。

　　李谕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第一个除自己以外的诺奖。

　　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本来只有班廷和麦克劳德，李谕的插手，让汤飞凡搭上了车。

　　汤飞凡领完奖后，就想立刻回国，进入协和或者湘雅医院，但李谕却发了电报，让他在美国多待几年，最好能够再修个美国的医学博士学位。

　　反正有这么大的奖项在身上，任何一个美国大学都不会拒绝他。

　　汤飞凡深知自己的功劳有一半要系在李谕身上，对他的意见极为尊重，于是按照李谕的说法，选择暂时留在美国进修，等三四年后，再次拿到博士学位乃至院士身份后，再回国。

　　而李谕已经获得胰岛素的生产权，在上海开辟了实验室，主任位置给他留着就是。

　　现在一战打完，李谕甚至又有点动了青霉素主意。

　　不过这件事要谨慎点，要是以后能把实验室直接弄到昆明之类的地方感觉更安全。

　　在北大的几天，王国维还专门来找李谕道谢：“多亏先生保住了一批古籍！”

　　“什么古籍？”李谕纳闷道。

　　王国维解释说：“皇上被小人蒙骗，竟然想把价值连城的宋书宋画送给日本人，好在先生出手阻止。”

　　“原来是这件事，”李谕笑道，“应该的。”

　　王国维今年被溥仪召进宫，做了“南书房行走”。在清宫旧制里，担任南书房行走的基本都是饱学之士，起码得是进士翰林。王国维以布衣之身进入南书房，非常高兴，也有机会看到了紫禁城里收藏的大量古籍。

　　王国维推了推眼镜说：“皇上捐出了40万元，还额外拨出2万元给我们几位南书房行走整理国故。说起来，这件事也要感谢帝师。”

　　李谕心中嘀咕，自己明明给了小皇帝接近60万，其中五十多万是他想捐款用的，原来只捐了40万……

　　李谕说：“能帮助静安（王国维字）兄做学问再好不过，毕竟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之前北大的教务长胡适之先生还说，现今中国的学术界里，旧式学者凋零得没几个，称得上学问家的也就是静安兄太炎先生还有罗振玉先生。而半新半旧的学者，也只剩梁启超钱玄同几人。太炎先生如今忙于政坛之事，在做学问方面，静安兄是最有希望的。”

　　王国维讶道：“胡博士竟然会对我有这样高的评语。”

　　其实胡适也批评了不少次王国维，感觉他的思想还是太旧了。

　　王国维又说：“难得见到院士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毕竟您曾去过多次国外。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

　　李谕说：“先生看来也受到了此前‘西方文明重物质，东方文明重精神’的学说影响，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认为。首先，东方人也重物质，谁不想过得好点，丰衣足食？其次，西方文明精神文明也不差，如今刚出了个大哲学家，叫做维特根斯坦，之前还有尼采等人，洋人又不是人人都学理工科。”

　　王国维说：“您的意思是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都有自我调整与制约的能力？”

　　李谕说：“对的，但总体上看，就算西洋文明有种种悲观前景，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这条路走下去。”

　　“也对！说不定以后我们学通洋人的学问后，再加上自己的文化，就能在洋人之上。”王国维说，他对东方文化有挺深的自信。

　　李谕点点头：“可以这样认为。”

　　王国维接着问道：“我在报纸上还看到，美国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公司，为了拍一部电影，动辄花费几百万美元，用地也达上千亩！这样奢靡的做法有什么道理？能维持下去吗？”

　　这个问题竟然从王国维嘴里问出来，感觉还挺新潮前卫的。

　　李谕想了想说：“美国人拍一部电影耗费大量资金人力精力，不就像先生考据一个字，有时也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工夫，翻阅无数典籍一样？”

　　王国维张了张嘴，顿了几秒钟后称赞道：“不愧是帝师，您的这个解释让我彻底想明白了。”

　　李谕笑道：“其实里面还涉及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此就会习以为常。”

　　王国维说：“那更是难以想象。”

　　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胡适说：“就算鄙人不研究科学，也能看得出，李谕先生距离获得下次诺奖不远了。”

　　李谕笑道：“那是评委会的决定。”

　　梁启超与泰戈尔的观点比较接近，对他说：“我从报纸上看到照片，老先生身旁站着林徽因以及徐志摩，林姑娘貌美如花，和老诗人携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简直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泰戈尔对这两个年轻人赞誉有加：“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学识也异常渊博，几乎超过了他们的年纪。”

　　梁启超说：“先生好像还没个中文名字，宣传范围不够广，不如在下给先生取个中文名如何？”

　　泰戈尔欣然接受：“再好不过。”

　　梁启超说：“老诗人的名字按照原文，有太阳和雷之意，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若用中文简要表述……震旦二字极妙。另外，老诗人所在印度国，古称天竺，可以此为姓，即竺震旦。”

　　泰戈尔听完解释，非常喜欢：“不知道梁先生的生日，却还劳烦先生帮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感激万分！”

　　貌似这个名字根本没啥知名度……

　　吃了一会儿饭，李谕想到最近知识界对泰戈尔的非议，于是说：“泰戈尔先生，现在你能体会到中国知识界的百家争鸣了吧？”

　　“百家争鸣？”泰戈尔说。

　　李谕给他解释了一下战国时期的情况，然后说：“现在的中国有点类似，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大家直言不讳。所以，有人不喜欢先生，其实很正常，反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泰戈尔恍然：“原来是这样！那我确实要表达欣赏之情。可惜在印度国，有无数思想，却没有争鸣。”

　　这话听着还挺悲哀的……毕竟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太久。

　　梁启超本来还为如何缓解最近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攻击而发愁，没想到李谕一句话就解开了，高兴道：“疏才说得很对！既然泰戈尔先生有自己的思想，坚持这种理念，就是百家争鸣的一家！”

　　泰戈尔随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自始至终都认为，人生并不限于用智力体力征服世界，那样的征服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在体力和智力之外，人还有精神，这是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存在形式。”

　　“好！”梁启超举起酒杯，“让我们为精神世界，干一杯！”

　　泰戈尔在中国待了两个月后才离开，虽然受到了很多质疑，但老诗人对中国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徐志摩一直送行到日本，离别之际，徐志摩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大诗人回答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只能说他非常坚信自己的理念。

　　而中国人，同样更相信自己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