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1日星期六
上午十点，北河南路天潼路口《中华日报》报社对面。
由于这里处于日占区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平日里都是熙熙攘攘，人流不断。
尤其是靠近河南路桥一家没有招牌的烟纸店生意尤其的好。
这里人多并不是因为里面的商品物美价廉，主要是因为这里集中了大量军票兑换法币的黄牛。
军票和法币仅一桥之隔便不能互通，租界内没人认军票而日占区禁止用法币。
但是日占区内仍然需要从租界内购买商品，日本人便规定只有持证的商业机构才允许在指定的银行用军票兑换法币。
不过日占区和租界内的普通百姓仍有大量经济往来，这就催生了黄牛这一职业。
他们大多按照1.1元军票兑换1元法币，而1元法币需要换成军票时只能兑换0.9元。
虽然中间只有两角的差价，可架不住流水大，每天都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当然前来换钱的也不止中国人，不少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也会过来将当做工资发放的军票换成法币。
毕竟一桥之隔就是两个世界，虽然日占区内也有不少饭店以及从日本本土过来谋生的风尘女子，但是服务和质量与租界内比有天壤之别。
更有一些恶趣味的日本人，他们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在租界内的演出场所里看中国人演的反日话剧。
这样一来这些日本人也就成了黄牛的保护伞，警察对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要说那些警察自己也会去换钱。
一个年轻黄牛一边貌似自言自语的对着过往路人说：“法币，法币！”一边不时的看向对面报社。
七辆黑色轿车首尾相接沿着天潼路从东向西驶来最终停在报社门口。
顿时吸引大量路人驻足观看，人群中议论纷纷：
“这是谁啊，排场这么大？”
“还能是谁啊，咱们的傅大市长呗！”
“妈的，这是真有钱啊。”
“反正也不是自己的，随便嚯嚯呗！”
...
所有轿车停下后从车里涌出几十个统一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
此时天上艳阳高照，七个保镖走到中间一辆轿车的门口打开手里的黑伞，一把遮阳，其余的将围观群众的视线全部隔断。
另有十二个保镖面向马路对面，警惕的盯着周围所有人。
黑伞动了，剩下的七个保镖将手按在腰间一边后退一边掩护黑伞里面的人进了报社。
“好家伙，这是多少保镖啊。”
“我刚才数了，好像有26个！”
“26个？！这姓傅的也太怕死了吧。”
“能不怕死吗？想要他命的人多了。”
“唉唉，这话可不能乱说，万一让那些人听到。”
“怕什么，老子烂命一条，要能让他们盯上就能上报纸了。”
...
年轻黄牛转身要向后走，旁边一个中年妇女叫住了他：
“小伙子，你这里换钱什么价？”
“你找他们吧，我身上钱不够了，现在要回去取。”
年轻黄牛挤出人群走进烟纸店旁的一条小巷，很快从里面推出来一辆自行车，骑上后过桥进了租界。
...
五分钟后，年轻黄牛的身影出现在哈同大楼的斜对面。
锁好车后进了一间裁缝铺，穿过店面从一架非常陡的木质楼梯上了阁楼。
阁楼是裁缝铺的仓库，里面堆放了各式各样的布料以及制好的成衣。
最靠里的地方有一扇小窗，正好可以看到哈同大楼的正门。
两个男人赤着上身坐在窗边，右边一个正扒在窗上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盯着外面。
虽然此时的上海算不上炎热，但是狭小的空间和紧闭的窗户令阁楼内有些发闷，两个男人的身上都淌着汗珠。
看到年轻黄牛上来，左边的男人轻声问道：
“怎么样了？”
“出来了，跟行程上无误，只是...”
“只是什么？”
“他带了26个贴身保镖，几乎是一步不离的跟着他，根本没法靠近。”
“26个...看来计划要变啊。”
右边男人回过头：
“不行用炸弹吧，他不是去六楼吗，我们连他和那个新闻检查所一起炸了。”
“不行，五楼是西门子总部，要炸死外国人这事情就闹大了，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一会傅筱庵来的时候我一个人扮成客人从老介福里出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接近，你们在外围伺机掩护。只可惜我们这就几把破手枪，要是像军统那边有几把花机关的话别说26个，50个也一起突突了。”
...
十一点十分，傅筱庵的车队出现在哈同大楼门口，马路上立时变得拥堵不堪。
老介福的伙计刚想出来将车队驱离，车上下来的十几个凶神恶煞的保镖直接将他吓了回去只能趴在门边偷偷向外看。
老介福内的客人看到这阵仗也不再出门，要么站在门边看热闹，要么继续在店里闲逛。
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夹着一卷布低着头直愣愣向外走，店员还没来得及拉他他便已经冲出去转向车队。
两个保镖一左一右拦住他的去路，男人抬头透过两人之间的缝隙看向前方。
几把黑伞隔断了他的视线，除了看到几只脚在伞下向前移动外什么都看不到。
男人假装一愣，冲两个保镖笑了笑退回店里。
很快傅筱庵一行进了楼，门外只留了四个保镖，人行道上再次恢复正常。
男人夹着布穿过马路，走进之前年轻黄牛进的裁缝铺，将布放在台面上，穿过铺子上了阁楼。
几分钟后，年轻黄牛和另一个男人也相继回到阁楼，男人道：
“任务取消，傅筱庵这狗东西现在学精了，用伞把自己围的严严实实，里面是不是他都看不清，只能另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