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号清晨，六名76号的特务两两一组用三辆车将陶家的三个子女送到各自的学校。
两个男孩虽然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但是特务们为了防止被人一锅端仍是分成两辆车前后隔了一百米将他们分散送进校园。
之后四人便守在学校的外围等待学生放学。
一天的学习结束后，两名特务将陶家的大女儿送回了环龙路的家，另外四名特务将陶家的两个儿子送去了沪西孩子的姨妈家。
20号清晨，陶家的大女儿再次被两名特务送进学校。
刚脱离特务视线，她便按照约定跑到学校后墙，在万墨林安排的行动队员接应下顺利逃出学校坐上了前往十六铺码头的轿车。
几乎是同时，沪西孩子的姨妈家，万墨林安排了十多名行动队员解救陶家的两个儿子。
按计划是将四名特务控制后直接抢人，可经过观察发现孩子姨妈家的房子层高很高。
一层是商铺在房后没有留窗。
姨妈家在二层在房后有一扇窗，不过距离地面很高且没有任何落脚点，76号的特务认为难以攀爬便没有留人值守。
于是行动负责人当机立断决定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在后窗实施解救。
他们将绳索抛至房内由其姨妈固定，随后安排一擅长攀爬者顺绳索上至二楼，用绳索将两个男孩固定后依次送下楼。
解救过程很顺利，没有引起前门特务的注意。
很快两个孩子分乘两辆轿车在另外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包夹下驶离。
车队行进到第一个路口后分成两组向不同方向驶去。
按照万墨林之前对行动的预判，这次解救行动会非常困难，每一个行动队员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他们将三个孩子分散带往十六铺码头，任何一组遭遇袭击都只能靠自己突围。
三个孩子只要能救下一个这次行动就是胜利，而被扣下的孩子最终面对的只有死亡。
幸运的是三个孩子最终都有惊无险的被送到十六铺。
由于客船码头有76号的暗哨及日本宪兵队检查站，万墨林并没有让三个孩子直接登船。
他们分别被送上了事先安排在码头外围停着的无数舢板中的三条。
76号的特务反应过来追到码头时询问暗哨并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而此时三条舢板中的两条已经划到黄浦江对岸，一条漂在黄浦江中央。
码头上停着的客轮是意大利籍康悌威尔第号，76号的特务在与李士群联系后李指示他们登船搜查。
下午两点半，特务们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搜查无果且客轮即将起航的情况下开始撤离。
三艘舢板先后向客轮临江一侧靠了过来。
在第一艘舢板距离客轮还有三十米时，客轮中部最靠下的一排舷窗中有一扇窗被人从内部打开。
一个人影出现在窗前，向舢板上的船夫挥动手中的红布。
船夫也从口袋中掏出红布回应。
很快一条绳子从舷窗内抛出，船夫将舢板划过去后将陶希圣的大儿子固定在绳子的末端，挥舞手中的红布后，舷窗内的工作人员将绳子拉了上去。
就这样，陶家的三个子女在客轮起航前被送上了船，而这艘船上的船员穿的也是周明海公司船员的工作服。
...
1月21日，陶家三个子女通过船上工作人员发电报通知陶希圣：他们三人均已经安全离开上海。
高陶二人立即联合致函香港《大公报》，揭露汪与日于1939年12月30日签订卖国条约。
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公开信以及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及附件。
国内外报纸纷纷转载刊发。
举国震动，全球骇然。
这份密约的公之于众让世人看清了汪伪政府卖国的本质以及日本人的野心。
对内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对外让欧美政府将对日关系从之前的绥靖变为了支持中国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青岛的汪伪第一时间通过路透社否认密约存在，声称文件是高陶二人伪造。
英美法等国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汪伪政府的合法性。
而苏联政府却选择了沉默，没有对这一事件发表任何意见。
诺门罕战役后，苏日之间签署《苏日停战协定》，随后苏联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日本的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
《苏日停战协定》确认了伪满洲国的边界，变相承认了伪满的合法性。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中表面上是让汪伪承认日本支持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实也变相承认了外蒙古独立。
所以日汪密约对英美等国来说是损害他们利益的，而对苏联来说保障了他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边境安全。
这让苏联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西线应付德国的扩张以及在欧洲争夺他们自己的利益。
...
日汪密约的刊登也让李士群确认了高宗武没有死且周春生交给他的翻拍密约的照片是复件。
他对周春生的真实身份产生了动摇，不过苏军情报总局和中共的中央特科一样都禁止内部人员互相侦查，所以李士群从自己的上线那不可能问到关于周春生的任何信息。
为此他又私下向当时76号的上级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对他们76号的负责人晴气庆胤打探周春生的来历。
对方报给他关于周春生的资料却都是档案里记录的明面上的东西。
放任高宗武离开且发表日汪密约并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对周春生的身份讳莫如深？
周春生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在为谁做事？
李士群调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却难以触及皮毛，他不知道的是真正导向周春生行为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的身世。
而现在除了周春生以外真正知道周春生身世的人一个已经死了，一个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