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柱口述，夏大根写就的流求公司半年工作汇报，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时间，在五月下旬才送到崇庆府。这封信也是用密码写成的，由设立在临安商队带回来的。随着蒙军主力北撤和两汗并立的局面出现，经略汉地的忽必烈无暇南下，故宋蒙两军的之间战事大为减少。眼下从崇庆府顺江而下直到临安，已是畅通无阻。只不过，霹雳军商队的经营重点在夷蕃地区和播州，就连泸州重庆嘉定等地也只限沿江的州县。临安等沿海地区距离遥远，沿途水匪遍江又关卡林立，并不适宜大规模经商。故定期派往临安的只是小规模商队，除了贩卖玻璃酒具餐具等高价值商品外，更多的是与流求公司保持联络。
流求公司的工作报告写自景定元年即欧阳轩口中的1260年四月下旬。余柱在报告中称，当下流求公司已招俫六万余人口上岛，这些人口中三分之一来自江南各州县的流民，还三分之二来自蒙古人占领的北方汉地，甚至还有少量的高丽和倭人。要说这么大的人口迁移，涉及组织登船食宿等庞大的工作，任保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没有风吹草动。实际上，向流求转移人口也确实惊动了当地的官员甚至是守军，只不过南宋官员和蒙古官吏的反应截然不同。
南宋地方官被辖区内的流民搞得食不甘味，遇到灾荒年还得组织赈灾，生怕这些活不下去的贫民四处闹事，抢劫富户地主甚至冲击衙门。要是富户被抢了或者贫民们揭竿而起，丢掉官帽算是小事，脑袋掉了也可未知。那些富户地主多是豪强人家，背后多有达官显贵，根本不好相与。灾荒年穷人卖儿鬻女，富人们却趁低价购地，江南的膏肥土地便逐渐聚在他们手中。“劝人出钱，如纯刀割肉”，地方官让他们拿出粮来赈灾，便是哭穷，逼急了便称要到临安控诉其苛政。如今有人要主动招俫这些穷鬼瘟神，还按人头给予“辛苦费”，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上司问及这些流民的去向，便可称前往了川西屯垦，或称落草为匪啸聚山林，被自己剿灭了。
蒙古人占领的北方汉地，官员则是极为阻止流民的逃跑，违者处死。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严令不得放走一人，对于治下逃民多的基层官吏将给予严惩甚至处死。可汉民遭受到双重压迫，早已民不聊生，风调雨顺的年份倒好，吃糠咽菜倒也能活下去，如遇灾荒年份便只有吃树皮观音土，甚至易子而食。虽然逃跑被抓后会被处死，但不逃终会瘦饿而死，不如前往那传说中的人间天堂搏条生路。
眼见治下的百姓拖家带口逃亡却无力阻止，北方那些基层官吏想到接下来残忍的惩罚，索性心一横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话说汉人世侯本就是信奉武力的豪强出身，在其手下为官虽然能吃饱穿暖，但被鞭打辱骂也是家常便饭。那些上司多是粗鲁不堪的军汉，或者本就是被招安的强盗土匪。至于那些蒙古贵族更是这片土地上的太上皇，底层官员及其家属在他们眼中也是奴隶，动辄打骂，稍有反抗刀子便会砍下来。
蒙军和汉人世侯当然不会坐视逃亡。他们一面派人监视村落和交通要道，一面派兵袭击前来接应的船只。只不过防住一时易，防住一时难，仍然有不少难民走偏僻小道逃往到海边。至于派兵攻打接应的船只，更是徒劳无功。在长达数千里海岸线有无数的河汊海港，那些接应的船只行踪飘忽不定，且并不靠岸，而是派小艇载人上船，一有风吹草动便驶向外海。蒙军没有水军，便令汉军世侯肃清海岸。依令出击的李璮等汉军世侯的水军不仅没有追击到那些船只，反倒被游弋的宋军水军打得溃不成军，在损失了数十只战船之后，只得老老实实龟缩在军港中不敢出海。
蒙古人的海上力量比之宋军称之为弱小并不为过。当下宋军虽然在陆地上节节败退，在野战中更是一败涂地，但在海上却可以吊打蒙军。所谓“南船北马”，北方人本就不擅水战，加上李璮等汉军世侯船只总数不过数百艘，且小船居多，船只更多起着运输作用。反观宋军沿海的水军有数千船只，其中有不少战船和大海船。除了装备外，宋军水兵的作战经验和航海技巧上也更胜一筹，可以轻松碾压蒙古水上力量。
早在余柱到来之前，李开鹏便通过朝中枢密院高官牵线，与沿海制置司下设的水军联得了联系，帮助从北方运输难民到舟山。这些水军将领本就有抗击蒙古人的职责，如今又拿了霹雳军的银子，可谓“搂草打兔子两不误”，那里会不愿意？一来二往之后双方便熟络起来。占领基隆后，招募的流民将直接运送到流求，出于保密需要用流求公司自有船只。但招募蒙古占领区汉民的海上运输，仍由宋军水军在北方沿海提供护航。当然，这种护航保护自然要付不少的银子给沿海制置司的官员和水军将领。
廖泥鳅十分眼馋官军的大海船，也苦于缺乏有经验的水手。当下不管是远洋探索还是海军建设，都急需要这大船和水手。基隆之战用的那十艘海船虽然够大，却是商船改装而来，不管是航速还是操控与战船还是有较大差距。而新建战船的周期十分漫长，没有一年半载根本就造不出来，这还是以李开鹏提前聘请了造船工匠，购买了造船工具和大量木材为前提的。话说流求岛上的木材虽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可以用来造船，即便是良木也需要经阴干防虫等谁诸多工序后，才能用于造船。
余柱带来水军营士兵并不熟悉远洋航行，在海上作战方面也是新手，虽然假以时日他们会成为合格海军士兵，但那得至少得一年之后了。幸好李开鹏前期招募的流民中有不少曾经在海上讨生活的渔民和海盗，正是他们操船才得以顺利航行至基隆。占领基隆后，廖泥鳅又从被俘的海盗中挑选了轻罪二百名海盗充作水手，又从新募的流民中遴选了几百名水手，这才保证了正常的训练和护航和作战任务。